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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片区龙泉窑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复制链接]
来源:丽水日报2020年06月22日第三版   时间: 2020-07-15 (字体: ) 分享到:

  浙南山区古处州龙泉,自古出青瓷,它以“土质细腻、釉水青翠、色泽晶莹”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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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窑床

  在对龙泉窑认识不足的年代,一提龙泉窑,一般人们的概念只限于龙泉南乡大窑、溪口、金村出品的传统所谓的“哥窑和弟窑”,而往往把瓯江中上游两岸丽水、云和一带和龙泉一水之隔的闽江上源庆元竹口一带丰富多彩、规模浩大的青瓷窑址忽略一边,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界一直没有停歇对龙泉窑的调查研究工作。1957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多次对龙泉、庆元及瓯江沿线的古瓷窑址进行了调查。在前后几次工作中,发现了一批新的窑址,除陈万里先生《青瓷与浙江》和《中国青瓷史略》两书中所提到的几处外,有不少新的、重要的发现。

  庆元是与龙泉毗邻,地处浙闽边陲的一个山区县。随着龙泉窑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庆元境内也发现了大批青瓷古窑址,这与龙泉窑青瓷的历史渊源有着密切联系。庆元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析龙泉县地建置的,而龙泉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析松阳、遂昌两县地建置。追流溯源,800多年前龙泉、庆元两县本是一家,庆元古瓷窑的历史也就是龙泉窑的历史。这些古青瓷窑址的发现,无疑为研究龙泉青瓷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一)庆元片区龙泉窑遗址的基本面貌

  庆元县境西北部的黄田、竹口、黄坛到新窑一片,当地习惯叫“北乡”。竹溪之水,自北而南,向福建省境内流去,是闽江支流松溪的上源。而龙泉境内与之相邻的金村、大窑、溪口的梅溪,则是向北流入瓯江的。瓯江、闽江流域在这一带南北分水。庆元境内的龙泉窑遗址主要分布在竹溪两岸的近水缓坡,主要位于竹口、炼泥碓和新窑三地,从地点及瓷器特征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

  一区:炼泥碓窑址

  位于竹口镇练泥碓村,距竹口窑的中心产区不到十华里。驱车从龙(龙泉)庆(庆元)老公路枫堂村入三坑公路行进数分钟即可抵达。小村仅有几户人家,临溪依山而建,村舍一带即为窑址所在地。窑址堆积不厚,遗物较少,地表采集瓷片有元明过渡期特征,器物主要是炉、碗、盘等日用瓷,胎质灰白致密,釉色较为青亮,与竹口中心窑场同期产品基本类同。炼泥碓,顾名思义,是制瓷取土、碾土、陶洗之地,早年可见水坝、水沟及大木从溪岸埋入溪床的水碓作坊遗迹和石碾、石臼等遗物。从窑址堆积情况看,该窑生产期不会很长。从村名来看,更接近是一个提供瓷土原料的地方。

  二区:竹口桥头山窑址

  位于竹口镇西岸桥头山,古有廊桥架于两岸通行。因地表暴露窑具瓷片少,一值未受关注。从窑址采集出土显然不同风格的瓷片判断,此地应有两条窑,但面积都不大。一处为碗、盘、盏托类产品,胎釉较粗劣,制作也谈不上精良,很像是北宋时期的产品;另一处是宋末元初窑址。20年前,庆元县“文管办”曾进行了探挖,范围虽小,但堆积甚密,出土碗、盘、洗类器物,瓷质垫饼圈足托烧,修坯规整,仅见外壁刻莲瓣纹器,大多素面无纹饰,以釉取胜。该窑产品器形精巧,胎薄致密,釉厚青润,可比大窑、溪口同期上品,在竹口一带窑址中独树一帜。桥头山两处窑址产品各有独立性,也明显有别于竹口中心窑场,似乎也找不到传承关系,很值得去研究。

  三区:竹口窑址

  位于竹口镇的后山,从竹上、竹中、竹下三个村跨越五华里集中连片的狭长窑址分布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竹口窑址。这里,才是竹溪流域真正的典型窑场,也是继大窑、金村传统窑业渐退后,于明代兴起的一个龙泉窑瓷业中心。据民间传说,古时竹口瓷窑林立,有36支窑。这当然不是确数,只不过是形容当时这里瓷窑之多,瓷业之盛。从今天遗留下来的众多窑址中,当年窑场林立、烟火相望的瓷业生产盛况,还是依稀可辨的。在竹口后山坡,后期的许多村房民舍就建在窑址上,早年,竹口老村遍地瓷片窑具,低头可见,唾手可得。

  结合窑址区位和产品特征等要素,竹口窑址大致可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间:A区位于竹上村“枫堂”一带;B区位于竹中村“后窑陈”一带;C区位于竹中村“后窑许”一带;D区位于竹下村“后门山”一带。烧造时代始于元末,至明中晚为鼎盛时期,清初走向衰亡。“枫堂”和竹下“后门山”两处窑场以产日用瓷为主,产品略显单一,工艺较简。“枫堂”可见简单的刻划莲瓣纹的碗类器物,时代稍早。“后窑陈”“后窑许”两处窑场碎片堆积如山,应有多条龙窑。几年前,一处村民挖基建房,曾暴露多条窑床并列叠压关系,堆积层厚可达5米。这一带,所产瓷品琳琅满目,有日用瓷、陈设瓷、文房瓷等,凡此种种,应有尽有,如碗、盘、碟、盏、洗、杯、暖碗、高足杯、花瓶、三足炉、壶、罐、盒、花盆、烛台、灯盏、鼓凳、俑、塑像等。另一类为仿青铜器产品,也是该窑瓷品的独特之处,有花觚、鼎式炉、尊、爵杯、钟等。每类瓷品的样式也多变化,炉随处可见,有兽足、圈足、乳足、双耳多种,盘类有五花口盘、八角盘、菱花盘等。瓶、炉有的体型硕大,瓶高可达80厘米,炉口直径可见40余厘米;胎体一般都较厚重,胎质致密程度不一,胎色普遍白中发灰;施釉有厚有薄,大多为玻璃质透明釉,有的为乳蚀釉,呈色以青绿为大宗,次之有淡青、青中泛黄、青灰、翠绿等;装饰手法基本承袭宋元龙泉窑的刻、印等方法,工艺上虽比宋元时期逊色,但在装饰题材上却有所拓展,有各类花草植物、鱼虫走兽、水波云纹、山水人物、历史故事、几何纹样、吉祥字款等等。

  以往,一般认为竹口出产瓷品难称大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竹口窑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不能以一盖全。竹口窑不但器形繁多,装饰繁复,这里也有一部分质量上好的产品,如有些大花瓶,工艺精美,釉色纯正,上者近梅子青色,可谓同期龙泉窑的经典之作。

  由窑址所在“后窑许”“后窑陈”等地名可知,当地大族许氏、陈氏,他们的祖先可能就从事烧窑行业或瓷器买卖。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竹口许氏宗谱》记载,许绍琳公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来竹口做生意,“生理获息十倍”,弘治十年(1497)索性就从江西临川老家,搬来竹口定居,是为竹口许氏的始迁祖。另据《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族谱序》记载:“我祖英十一公名绍琳者,本临川人,客游斯土……择白泥山下居,其地古哥窑也,后之人遂因而名之后窑许……”这里所说的白泥山之“白泥”或为瓷土原料高岭土,“古哥窑”应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龙泉窑。1934年,陈万里先生来竹口调查古窑址,当地陪同的“许君”说:“他的祖先从江西迁来,在明末时候,已有两代,如此推算起来,大概在天启年间(1621-1627),移家来此,为的是做瓷器。当时姓许的迁来竹口以后,买得山地极多……许家原藏有制造瓷器的秘本,最近已遍觅不得。”(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龙泉访古记》)许多年前,庆元县“文管办”还在竹口民间征集到一件器身刻有“柏房许”字样的花瓶,应该与许氏烧窑有关。

  陈万里所记许氏徙居竹口的年代,偏晚了一点,但明确说徙居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瓷器生意,传说大体可信。自“绍琳公”徙居竹口后的十五世纪,正值竹口窑的兴盛期。当然,烧窑也不算什么光宗耀祖的事,《许氏宗谱》交代来龙去脉,语焉不详。

  四区:新窑窑址

  位于竹口以南约十华里的浙闽界地新窑村。新窑是龙泉窑衰落期的一个窑场,烧造年代为明晚直至清代早期。这里有并列两处窑址,相距约百米:“樟树脑”窑址,器类非常简单,都是碗、盘等日用品,很少具有其他器型。普遍胎体厚重,施釉较薄,纹饰较简,仅有少量呈青绿、豆青色釉产品稍精;“枫树脑”窑址,瓷品相对前窑更为单一,烧制拙劣,釉色灰暗。

  竹口窑式微,零星的青瓷烧造活动,转移到了更加下游的地方,也就是新窑。陈万里认为,“新窑”之地名,是相对于竹口的“旧窑”而言的。

  (二)庆元和龙泉属地瓷窑的名实问题

  到目前为止,庆元境内所发现的古青瓷窑址,除了集中在竹溪的竹口——新窑一线,还有与龙泉金村一溪之隔的上洋一线。上洋古窑与金村窑实质上是同一区域的窑址群,是龙泉窑系中面积很广、烧造时间很长的一个窑场,这里所产的五代宋初的刻划花淡青釉类瓷器,被学术界确认是龙泉窑的早期产品。

  在析龙泉地置庆元的当时,两县分界如何?因两县在明正统以前的县志均早佚,无可查考,然在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雍正版《浙江通志》引《龙泉县志》说:“龙泉片产窑器,青瓷窑昔在琉田、道泰、大其洋……,瓷窑昔属剑川,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遂属焉,近亦窑户稀绝矣”。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绝对,但也很值得去细思推敲。自明洪武三年撤销庆元置巡检司后,治所设在查田,又把小梅一带与庆元的大片区域(除新村、荷地两个区的大部分)划为巡检司辖地。庆元复县后,县界又经多次变动,致使原来“龙泉窑”的一些重要产地也跟随政域的变迁而屡更隶属。所以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龙泉窑出龙泉县,以绿色匀净,裂纹隐隐,有朱砂底者为佳。自析置龙泉入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泉几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窑,仍称龙泉,亦可笑也”。这虽牵涉到“名”与“实”的问题,但要知道,“龙泉窑”青瓷是因原产于龙泉而得名,它不能以产地的辖属变动而受到影响而名实混淆。

  龙泉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在青瓷同类中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明陶宗仪《辍耕录》与清程哲《窑器说》对龙泉窑的评论所说,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当然,在各类青瓷中,它们也与龙泉窑一样、各有千秋,互显其长。比如,柴窑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越窑则以其“产秘色瓷器为宫廷供物”而著名。因此,我们对于各类青瓷的特点就不能混为一谈,假若张冠李戴,势必又在名实问题上造成混乱。

  当然,窑业随政域变迁屡更隶属,并不影响龙泉青瓷的声誉。庆元古青瓷窑,其历史完全是属于龙泉窑的。再进一步说,就是庆元在建县以后的古窑,也应视为龙泉窑青瓷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不应把历史割断。

  (三)多时代多窑口并存的瓷文化区域

  闽江支流上源的竹口,虽以烧造龙泉窑青瓷为主,但实际上陶瓷烧造历史则早于龙泉窑,还有个别窑场专烧龙泉窑之外不同风格的瓷器,在浙南地区非常少见。

  竹口和新窑之间的黄坛村发现的黄坛窑址,根据其造型和胎釉,烧造年代当在唐代。黄坛窑是浙西南山区一带已发现最早的一个青瓷窑,证明这一地区在宋元以前,已经烧造青瓷了。同时也说明,在竹溪流域烧造瓷器的历史可推至唐代。黄坛窑虽不具有龙泉窑形成的基本特征,但也有观点认为,它是龙泉青瓷萌芽期的一个窑场。无论如何看待,黄坛窑的存在,与这一地区陶瓷生产的关系,是不可辩驳的。

  南宋时期,在竹口镇对岸“潘里垄”,有两处专烧闽北建窑风格黑釉茶盏的窑场,产品与建州(福建古州名)地区如出一辙。同期的浙南地区青瓷窑,瓯江上游的龙泉,飞云江上游的泰顺、文成县,通常也兼烧少量的黑釉盏,以迎合当时的市场。但像潘里垄这样纯烧黑釉盏的专业窑场,则极其罕见,已知浙江境内唯一。处州、建州山水相连,这里又是建溪的上源,青瓷的产区,烧造“建盏”可以找到地域文化联系。

  明代以来,景德镇青花瓷,风行天下,龙泉青瓷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明清之交,竹口中心窑场曾经在青瓷窑中兼烧少量青花瓷。我们在竹口青瓷窑址中,捡到过青花瓷的残片。而在竹口镇对岸约五里地的下济村,有一个专烧青花日用瓷的窑场,从其外底图章款鉴定,所产瓷品年代为清代早期。器物造形匀称,胎体白而致密,釉色青亮,青花色料纯正,纹饰取材丰富,可比江西原产青花瓷。该窑如何兴起?与竹口江西许氏有无关系?我们不得深知。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明清之交,竹口中心窑场瓷业衰退后,放弃传统的青瓷生产,另辟窑场改烧青花瓷,救亡图存的竹口窑工,以寻求点点重生的机会。

  从这里的情况出发,再联系唐代黄坛青瓷窑、南宋潘里垄建窑的发现,这种多时代、多窑口并存的现象,说明竹口一带龙泉窑瓷业之所以这样发达昌盛,除了龙泉窑自身的发展因素外,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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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堆积面

  (四)竹口窑产品外销路线的调查和讨论

 

  众所周知,瓯江是龙泉窑青瓷外销的大动脉,龙泉窑中心的大窑、金村、溪口以及云和、丽水等地的青瓷很大一部分是沿着瓯江水路销往国内外市场的。那么,处在闽江流域上源的竹口窑场,其产品又是怎样走出大山的呢?

  浙闽山区的庆元,有7条主要溪流,以洞宫山脉为分水岭,向西北流入瓯江,向东南流福安江,向西南流入闽江,故有“水流两省达三江”之说。竹溪和流经庆元县城的松源溪之水,在县境的西南角新窑村前并流,汇入闽江支流上源松溪。松溪至建瓯合崇阳溪后称建溪,至南平入闽江。竹溪和松源溪有机地构成了入闽水路的重要道通。据《松溪县志》记载:“1970年前,松溪上游可通小型木船、竹木排筏,下游四季通航。”浙闽边区,自古就有互通商贸海运的历史,竹口一带水路筏运和陆上交通由经新窑入闽,庆元至松溪的古道也是庆元山货出口和南货进口的重要通道。

  在今天看来,只是小镇的竹口,古称“闽浙通衢”,往来龙泉、庆元两县之间的官路,古已有之。据《庆元县志》记载,全县仅有官道(驿道)一条,即由庆元通往龙泉县界,计程七十华里,设驿站(铺)七处。途经“北乡”的官道上,竹口平岭岗村(原名梓亭)设有梓亭铺,竹口大泽村设有大泽铺,再往北走设有枫树桥铺。此外在竹口还有一个伏石关,长驻兵守卫。

  说到瓯江源头的水运,不得不提曹岭这个地方。号称庆元北大门的曹岭,距竹口约二十华里,是庆元至龙泉官道的界点,在瓯江上游水系的源头。与梅溪一水之隔的龙泉小梅镇,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区,金村、大窑、溪口均在镇区,沿着曹岭旁的梅溪溯流而上约十五华里,即为金村窑及码头。据当地口口相传,曹岭自古以来便是瓯江源头上的一个重要商埠码头。古代龙泉青瓷是否在此转运,史料不详,我们无从查考。这里说一段曹岭“过塘行”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期,福建省会闽侯(福州)沦陷之后,日军封锁闽江,作为瓯江水运枢纽的梅溪就变成了联接闽浙海运的唯一渠道,庆元县南北乡与福建政和、松溪的士特产——毛边纸、笋干、木材、毛竹在此汇集输出,温州、上海等地的食盐、布匹等物资在此输入,远至福建下四府的物资也有赖于这条运输线供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舟楫沿溯梅溪之中。据调查,当时蚁集于曹岭码头的船只,最多一天有1200多艘,从大王潭到现在公路桥下收购组外面长约一公里的溪面,变成了水上闹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天然条件之下,作为中转站的过塘行业,就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过塘行原是旧中国经营运输业务的行栈,主要业务为代客办理内河民船航运或人力运输货物,代缴纳捐税等,从中收取一定手续费,作为营业收入。据调查曹岭全盛时期共有山货行33间,多数是温州、云和及庆元南北乡人开设的。……闽北松、政两县及庆元县南乡的木材,沿安溪、槎溪水运至松溪木城起埠,再用人力肩背至曹岭,其它毛边、笋干等均用肩挑,经曹岭过塘行集散……”(摘自庆元文史办公室1988年《庆元纵横》刊载文章)

  据民国后期庆元县长陈国钧《庆元县情简编》记载:“当时庆元全县年产杉木20万根,百合粉500担,茶叶2000担,毛边纸16000担,桐油2000担,松香1000担,绿笋10000担。这些土特产再加上闽江封锁期松溪、政和的土特产也经此外运。”陈国钧在《庆元县情简编》中,曾把曹岭称为北区重要市镇,说有“人口上千,大都温、处移此经商”云云。据调查,当时确有三个省13个县的人在从事经商活动,故后来曹岭203户人家就有42个不同姓氏,可知言之不谬了。而今,留步曹岭,可见一些“昔日门庭”和“斑驳老街”,曾经盛极一时的曹岭山货过塘行,在过去历史时期,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龙泉南乡有一个客家聚居地叫毛山头村。毛山头“客从何来”? 族谱有记:“……原籍粤东镇平,以故土扰乱不可居人,遂于清乾隆初叶,携妣氏假道闽江至于龙泉”云云。这说明,这一带往来浙闽的驿道和水路古已有之,从原居地广东镇平县借道闽江来到龙泉有近千公里,细想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上述材料,并无记述窑事,但我们也可从中得到一些认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和想象,竹口一带的瓷品除少量供应当地及周边市场外,绝大部分提供外销的产品由水路输往远方。龙泉青瓷海外贸易始于宋元,直至明代。从竹口窑的产品和规模来看,它参与了广泛的外销贸易。一般认为,龙泉及东区出产的青瓷,多由瓯江经温州入海,而庆元的青瓷,则由闽江经福州出口。其实,也未必完全如此,两地瓷品也有可能由南(闽江)、北(瓯江)两条线路交错转运。龙泉、庆元本来就山水相连,文化相融,大窑、金村的青瓷,也可以借道挑到庆元的竹口新窑这边来,经由闽江,扬帆起航,竹口的青瓷也可以顺路输送到梅溪的曹岭码头那边去,转运瓯江,漂洋过海。

  (作者系丽水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员、丽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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