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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缮写风格 [复制链接]
来源:《浙江档案》2013年 第2期    时间: 2020-09-16 (字体: )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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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处州府志·艺文志》称:“所谓畲客者,十县皆有之。”清代处州府(今浙江省丽水市)畲客人数众多、分布甚广,畲民在产权交易时重视订立契约并且世代相传保存,故而民间契约文书存世数量可观。

  清代处州畲族民间契约文书,虽然因年代久远而古老发黄、虫蛀破损、皱裂脱落,但依旧是研究历史上丽水畲族民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拟以《丽水畲族古籍总目提要》辑录的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为例[1],探析畲族民间契约文书的缮写风格。
 

  一、契纸外观彰显草根本性

  从田契的书写材质看,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有55件为本色草纸(毛边纸),仅2件为棉纸,显示了乡民质朴的生活习性。从田契的立书方式看,用毛笔手书的契约文书占绝大多数,填写版官印契约文书在处州民间极少使用。

  由于契约多为手写,因而契纸面幅大小不一,一般以(20—24)×(30—36)cm居多,最小者如手掌大小,相对较大者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蓝椿财卖田契》契纸为55×45cm,道光二十二年(1842)《刘子财卖田契》契纸为54×48cm,光绪三十二年(1906)《蓝门钟氏卖田契》契纸为44×51cm。

  浙江布政使司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曾明文告谕:“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自乾隆时起,清政府多次指出民间契约“书写多未合格”,因而大力推行官发专用契纸,同时要求捐银购用,可处州畲族民间以自写契居多,反映了畲民遵从国家规定重视立契的守法意识,但又不愿花钱购置官契纸的抗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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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喜欢使用民间计量单位

  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书写交易田地的计量单位时,除了使用早在明代就定下的计量单位——亩、分外,还大量使用处州地方计量单位。

  在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表示田地区块数量单位的有“处”、“块”、“坵”、“叚”等,表示田地作物数量单位的有“石”、“硕”、“斗”、“秤”、“箩”、“担”等,这些具有地方性的计量单位有时与亩分等统一计量单位连用,有时则单用。

  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刘有陶卖田契》云“田壹处……柒坵计额贰亩贰分”,乾隆五十九年(1794)《陈蓝福卖田契》云“民田壹处……计租伍斗计额贰分”,属地方计量单位与统一计量单位合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程吉芬卖田契》载“张畈大路下田壹叚,计租谷壹拾石正”;同治四年(1865)《阙绍桂同弟卖田契》载“河心安着田大小伍坵计租贰硕”;光绪十六年(1890)《季张维同弟卖田契》载“水田壹处计田大小拾壹坵计租伍秤正”;咸丰九年(1859)《雷奇春卖田契》载“壹处计贰坵共玖箩”等,则属于单用地方计量单位,在此情况下,需要依据田地类型和交易价额推测大致计额亩分。

  有时,为了说明田亩的大小、分布及收成情况,部分田契将田地处坵、亩分、作物收入三者合一进行详细表述。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陶作霖民田当契》言“将父所买民田壹处,土名坐落见七坡田大小拾柒坵,计额叁亩正,计租谷肆石伍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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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乐于沿俗批写立契彩语

  彩语,即吉祥语,表达立契者美好的祈愿,属处州乡俗之一。

  在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共有19件批写彩语,均书写在契纸左上角,采用斜书格式,表达意思多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类型的田契,用语各有不同。

  大部分的彩语除了表达吉利之意,还有说明契约类型的作用。如:同治四年(1865)《阙绍桂同弟卖田契》写“立卖田契吉”,同治八年(1869)《项国富卖田契》写“立卖契大吉”,表明该类田契属于活卖契;嘉庆九年(1804)《叶利富卖田断契》写“立找断契大吉”,道光十三年(1833)《蓝马兴卖田找契》写“立找契大吉”,表明该类田契属于找价契或找断契;咸丰九年(1859)《雷奇春卖田契》写“立截卖契吉”,同治十年(1871)《程履中卖田契》写“立卖断截契大吉”,表明该类田契属于绝卖契。

  此外,同治十三年(1874)《宋柄寅仝弟卖田契》写“管业大吉”,光绪十七年(1891)《钟德宝租田讨地帖》写“丰熟吉”,而道光五年(1825)《姜渭水卖田契约》、光绪十七年(1891)《夏陈富找割断契》则单写一“利”字。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彩语通常连笔书写,形成完整的“连体字”,龙飞凤舞,俊逸洒脱,颇具艺术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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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言土语夹杂修辞手法

  契约文书是实用性文献之一,使用主体为民间百姓[2]。清代处州畲族民间契约文书用语一般根据当地习惯撰写,很少使用程式性的空泛套语,口语性强,通俗易懂。兹录同治十二年(1873)遂昌《章景裕卖田契》内文如下:

  章景裕因缺钱使用,自心情愿托中向说,将祖父遗下叁处田计租三箩出卖给蓝发发兄边为业,凭中三面断作时值田价纹银捌两整,其银收足无欠,其田任凭蓝边前去收除过户易佃收租税契完粮管业,此系自置清业,与内外伯叔兄弟人等无涉,本家不得异言。如有外人言三语四,本家自能一力承当,不涉买主之事。此出两相情愿,各无反悔,亦不得生端找价取赎。

  考察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时,笔者发现田契文书中表达意愿的“自心情愿”、“两相情愿”,说明界线的“田头”、“地角”,托中议定的“言定”、“断作”,卖家承诺的“一力承当”,要求买方的“不得执留”等用词,都属于畲族民间的常用口语。

  但也有少量田契,偶尔会使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如:乾隆六十年(1795)《陈蓝福卖田找断契》言明找补之后,此田产“如同截木……蓝边永为血业”。不过,这些语词依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五、文字书写编排整齐美观

  通常情况下,民间契约的文字表达水平不高,契中字迹拙劣、错漏、修改等情况比比皆是。然而在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大都使用楷体、行体,且字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错写、漏写、增添等现象。其中,田地面积、交易价格等数字一律用大写,而且契纸不留地脚。这样的写法,能够有效防止添加、篡改等情况发生,确保契书的真实可靠。

  之所以民间田契也多用楷体,或与清代公文缮写制度的影响有关。正如近代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所言:草书“无定体”、“不易辨认”、“不恭敬”,故民对于官“皆须写耗时费晷之楷体”[3]。毕竟,民间田契需要呈送县衙投契纳税、钤盖官印,虽然不必严格意义上的“工楷”,但毛笔手书一笔一划整齐清晰。在清代处州,民间田契经公率高,85%以上属于红契,如此“字体恭楷,一笔不苟”[4],足见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百姓讲究伦理秩序。

  在字号方面,契约中附加批注的文字字号一般比正文文字要小一号,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程吉芬卖田契》中共有三处批注,分别为“日后其粮多少无有加减”、“其粮向一都程元房户下推出粮银照契收割完纳”、“上手老契别业毗连未及捡交,日后捡出不通行用”,批注文字均略小于正文文字。

  与此同时,为了文面美观,处州民间还有单字不成行、独行不成笺等书写惯例。为此,缮写文书前要预先计量,以便确定契约文书的行格。从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看,行数方面大多为8行、12行、16行、20行,每行字数以16字、18字、20字、22字居多。
 

  六、文书写作笔法详略得当

  从57件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发现,需简笔处一笔带过,该详写时则浓墨重彩。

  在说明立契理由时,常用“因粮食无办”、“因钱粮无着”、“因缺钱应用”、“因价钱未足”等语,简洁明了,毫无赘言。其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姜尚德卖田契》将原因描述为“因三弟尚文亡故丧事缺银应用”,特别说明了“缺钱”的具体原因及“凑用”的本意,属于原因表述最细腻的一则田契。如果说这种写法可能是民间受官方指令通过简写来掩盖农民不得已出卖土地的真实原因,那么这样的表达则可能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有艺术创作的“留白”之效。

  相对而言,在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中,关于交易之田地的基本情况则写得格外详细具体,田地来源、性质、数量、坐落、编号、四至、计额等一应俱全。从田地来源看,57件民间田契中,写明“祖手遗”、“祖遗”等字样的有18件,写明“父手遗下”、“父手买得”等字样的有14件,写明“自手”、“己分”等字样的有7件;从田地性质看,57件民间田契中,有“民田”20件、“水田”15件、“祭田”4件、“洪渍”2件、“粮田”1件、“地坪”1件、“拨田”1件,其中“洪渍”为处州府云和县方言,表示像沼泽一样的田地;“地坪”为处州府遂昌县方言,表示需要再度开垦才能耕种的新田。由此可见,清代处州民间田地来源多样,田地名称较为繁杂,而且“地坪”、“洪渍”等名称均为处州畲族民间田契所独有,在其它传世文献中难觅踪迹。但在找价契中,关于田地的基本情况,则又简明扼要不赘述,如:道光十二年(1832)《陈祖行卖田找断契》言“俱以正契载明,不必再叙”。
 

  七、字面行间反映畲民关系

  在不少人眼里,畲汉两族潜意识中存在隔阂,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误会和冲突,然而,在这些民间田契文书中,竟未发现丝毫强行逼抑之词,反倒流露出“亲和”的气氛。

  从道光三年(1823)《陈祖行卖田契》、同治十三年(1873)《章景裕卖田契》中可以看出,陈边与买主蓝开兴之间、章边与买主蓝发发之间均为“兄边”关系;从道光五年(1825)《姜渭水卖田契》、同治四年(1865)《阙绍桂仝弟卖田契》中可以看出,姜边与买主蓝云旺之间、阙边与买主雷和元之间均为“亲边”关系;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李春彩卖田契》中可以看出,李边与买主雷有川之间为“叔边”关系。这些“亲戚”关系,应是在畲民“认表亲”习俗影响下形成的彼此相亲、相容的和谐关系,反映出畲民在与汉人社会交往过程中处理人际关系之高明。

  此外,清代契约“不能由一方当事人签名”的习惯也已发展成一项相对固定的缔约规则,其中“中见人”对契约的订立和履行起着中介和见证作用[5],中见人的签字画押行为,就是对当事方履约行为的见证和监督。就处州民间社会而言,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使得参与立契的中见人往往十分有限,他们通常与立契本身或者与立契当事一方有着“亲密”的关系。从现存的57件民间田契看,中见人称谓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常有中见人与当事人有“亲戚”关系。如:咸丰九年(1859)《雷奇春卖田契》写“见中”,其中一人为“叔雷瑞祥”;光绪十七年(1891)《夏陈富立找割断契》则写“见找”,四位中见人中一人为堂伯、一人为堂叔。

  随着土地契约关系的发展,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的格式逐渐固定规范,其格式主要包括立契人姓名、立契事由、田地情况、交易价额、交讫日期、税收起割、管业归属、立契承诺、附注事项、立契时间、签字画押等。这些民间田契的缮写格式,客观地反映了清代处州的风俗文化、交易定例、畲民秉性。《松阳县志》卷六《风土·松阳畲客风俗》称“畲客不读书而偏知书”,处州畲民之“知书达礼”,在民间田契缮写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文: 余厚洪 | 丽水学院

  参考资料:

  [1]吕立汉.丽水畲族古籍总目提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91-103.

  [2]黑维强.论古代契约文书的文献特点及词汇研究价值[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5):6-10.

  [3]钱玄同.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A].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0.

  [4]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62.

  [5]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研究[A].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3.

  作者单位:丽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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