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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迎案”民俗及其兴衰 [复制链接]
来源:丽水方志 2011年3期   时间: 2012-05-23 (字体: ) 分享到:

        缙云“迎案”活动兴衰的成因

  在人际交往半径非常有限、频率也极低的古代农耕文明时代,迎案活动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拥有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和激情欢乐的享受。延至今日,它仍然既能满足群众信仰崇拜归位、艺术文化享受和融入参与性欢乐等需求,又能传承和丰富民间传统文化,弘扬和振奋民众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但就是“迎案”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解放后屡以封建迷信、破坏生产为由,被加以严历的限制,至“文革”浩劫,则几近赶尽杀绝。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步恢复了除县城十月十五迎城隍和五月十三靖岳迎关公(今只遗留关帝庙里演大戏和民众打数百个“八仙”习俗)以外的县内其它历史上有过的迎案活动,并逐渐转盛。时至今日,全县一年中大的迎案有13批次,参与迎案表演达两万余人,观众高达40多万人次,迎案的热闹场面已成为一方地域连春节、元宵都比不上的重大节庆,是当之无愧的缙云民间“狂欢节”。

  当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扎根于缙云民间的迎案民俗活动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严重冲击。文娱形式、内容的极大丰富,削减了人们对迎案活动的祈望;年轻人外出打工多,且对传统文化亲和性明显减弱;走高跷、翻猪刀等存在不安全因素的项目,出现严重的断代问题;热心迎案公共事务的首事队伍存在老龄化现象。诸此等等,都对迎案这一民俗活动的传承造成威胁。

  但是,缙云的迎案活动,历经沧桑和兴衰,沿续一千二百余年,特别是能够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摧残而起死回生,继而转盛,其兴衰的成因无疑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分析:

  一、民间百姓的精神需求是缙云迎案活动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内因。人类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人不仅有必不可少的物质需求,而且有同样必不可少精神需求。毛泽东曾说:“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精神需求是迎案活动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内因。

  (一)宗教信仰的精神需求。宗教的外在表现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而其实质是人类对超人类智慧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感到的敬畏,是人类的信仰、崇拜。同时,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300万年前,森林古猿进化为人类;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约在距今20~30万年以前,宗教就开始出现。随后,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发展。祖辈们凭借着祖先崇拜、儒家伦理、多神的信仰,保持着心灵的健全和纯洁。“张山寨七七会(献山庙会)”,至今已历400多年历史。“民众之意,对于神佛有许多疑惑,以求解决。有保佑村人牲畜安宁,五谷丰熟之效。况民众有争执对神佛,有发现天良,便息讼端,又有助政府裨益。故老老少少,整个心肠深信到底”。这是1950年6月12日缙云县胡村村民胡定根等,向县政府写的“为声请准予施行恢复装塑献山庙佛像以祈神庥民康物阜事”报告中一段话,它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讲出了缙云民间对宗教信仰的迫切需求。

  在缙云民间,关于神灵庇佑的的具体事例是很多的。例如1950年1月,乡村干部和民兵砸毁了长山寨献山庙内全部神像。“一时村坊猪疫骤起,人口不安,死疫剧烈。于是民众则宰猪想杀羊安慰……,疫即遂止”(摘自1950年6月12日胡村村民胡定根等向县政府“为声请准予施行恢复装塑献山庙佛像以祈神庥民康物阜事”的报告);上世纪五十年代,“狗头熊”(狼)危害缙云,人畜屡受伤害,人们纷纷迎奉神灵供于村中,不久狼群消失;又如相传某个案会主事村有一年没有主办出迎,这个村在这一年中就出了一些不平安的事情等等。这些传闻虽事出偶然、凑巧,有一定迷信色彩。但这些神灵能急群众所难,消灾灭祸,本质上是善心的发扬,精神十分可嘉。特别是人们在祈求神灵保佑的同时,加强了防护心理和各种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维持秩序、加强防护的作用,其效果也是积极的。

  缙云每一个迎案活动,排列在最前面的都是香亭(神龛),香亭中供奉的都是他们心目当中最为敬重、信仰、崇拜的神灵或其牌位。他们笃信,通过用虔诚情感、威严仪仗、传统民俗、精湛技艺、隆重程式融为一体的活动迎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灵就会庇佑一方安康。这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祈望,同时也有效地约束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推动着社会的清明与和谐。(附近插入图片“巡游乡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迎案等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受到严厉限制,待到“文革”浩劫,庙宇神像全部捣毁,民俗活动一律禁止,传统文化意欲彻底毁灭。例如今天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张山寨七七会”,在1950年1月,张山寨献山庙的陈十四娘娘等神像全部被捣毁。1965年4月下旬,胡源公社、雅江公社分别组织章村、雅江两个大队“革命干部群众”,突击三天,化费6500多工,把延续400多年历史的献山庙大殿、三层楼宿舍和5个戏台,作为封建迷信活动堡垒彻底拆除,木料砖瓦70多万斤(胡源公社25多万斤,雅江公社45多万斤)也分别由雅江、章村两个大队全部运走,官方以为“张山寨七七会”似乎就会从此永远消失。但事实绝非如此,献山庙被毁后不久的一个夜晚,雷声轰鸣、大雨如注,有一巨石自山巅轰然滚至庙址中心,人传神灵显现。即使在恐怖的“文革”时期,偷偷朝着大石头焚香烧纸、跪地膜拜者络绎不绝。待至极左路线跨台,附近乡村又偷偷重建献山庙,重兴七七会。但到了2000年后,官方仍有主政者要求民族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进行调研,欲以“封建迷信活动”之名,再次予以扼杀。幸在有识之士力保,“张山寨七七会”得以逃出劫难,直至201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又如壶镇金竹村五月十三的关公案会,烧纸马是其中的特色和重头戏。在“文革”浩劫期间,仍有很多人冒着批斗关押的威胁,偷偷关起门来糊制纸马,待到案会日前后的深夜,送到关公庙前焚烧。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靠苛刻的行政手段和“文化专政”,消灭不了民风民俗,消灭不了传统文化,消灭不了人们内心的宗教信仰。试问谁不希望平安、健康,谁不希望丰收、富足,又有谁不希望和美、如意?而通过迎案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大型活动,它既能表达人们对这尊神灵最虔诚的敬仰,也能表现人们心里最美好的愿望。可见,宗教信仰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精神需求之一,而迎案活动,是人们满足自己宗教信仰需求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祈福禳灾的的精神需求。祈福禳灾、趋利避害,以求家庭安康、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谐是每一个人普遍而又共同的心理需求。迎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包涵着祈福禳灾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祭旗试案时,上三牲、供疏果,司仪点烛燃香,主事者恭拜、敬酒,长者诵祭文,祈求的是神灵保佑一方平安富足;以禽畜之血祭祀旗钗,是为了案会的平安祥和。庄严、隆重的请神起案时,是为了接受善男信女的恭拜祈福。香案、武术杂技和歌舞表演等案队浩浩荡荡的出迎乡里,其本意就是请神灵代天巡狩,驱摩避邪,一扫邪气晦气,保境安民,祈求消灾纳福、风调雨顺、安康富足。而会案表演,娱神乐众同时,村民可以在香亭前上香,跪拜祈福。案队按计划巡游和会案后,把案神请回庙宇,再上牲礼,善男信女虔诚地跪拜谢案后从供桌的大红烛上点亮自家灯笼,意为接受案神赐福,然后领香灯回家。香灯临门,家人燃放烟花爆竹接福。可见,迎案活动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祈福禳灾的精神需求,从而也是迎案民俗活动强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三)身心健康和愉悦的精神需求。从迎案的准备阶段开始,参与迎案者都要参加各自案队的严格训练,而这些训练内容,包含着大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信息和优美的传统技艺。因此,人们在训练中不仅能够得到体能的锻炼,从而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以及压力、情绪的释放,得到身心健康和愉悦的满足。在迎案活动中,更有历尽所能的体能展示、全心全意的心身投入、欢欣鼓舞的热闹场面、热情洋溢的和谐情义,更能使人感到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极端愉悦,使人们身心健康和愉悦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地满足。

  总之,迎案活动是人们宗教信仰、祈福禳灾、身心健康及愉悦等精神需求的重要表现形式,正是这种纯真的精神需求之内因,宛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维系着迎案这一民俗活动顽强地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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