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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姓氏志》琐谈 [复制链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ppcunfu   时间: 2011-03-02 (字体: ) 分享到:

 本志主编金兆法先生于2010年6月去世。瞑目前半小时还在审阅志稿。向矢志不渝,致死方休的金老先生致敬!

纪念金先生的文章:矢志不渝 致死方休——纪念志人金兆法(http://xt.inlishui.com/zw.asp?id=376)

 《缙云姓氏志》自出版以来,笔者作为主编常心怀惴惴。今从各个方面反映来看,情况之良好出乎意料之外。现将编纂前后的一些想法叙述如下。

  一

  编写姓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在宗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那末,宗谱开发的价值在哪里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宗谱资源开发的现实意义

  早在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在《关于协助做好<中国家谱的综合目录>的通知》中就指出:“宗谱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说、宗教制度以及地方史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近年来,专家学者更是接连发表文章,呼吁以积极的态度开展对宗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1997年12月16日《文汇报》刊载《中国家谱资源亟待开发》、1998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刊载《重视开发谱牒资源,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199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家谱学待光大》。以上三文均认为宗谱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特殊作用,对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利于当地社会民俗的研究,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也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徐州师范学院罗其湘教授在江西找到《徐氏宗谱》,以证明日本国天皇就是我国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世界船王包玉刚从《包氏宗谱》中获知自己是包拯的裔孙,资助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兰溪诸葛村旅游胜地的建设缘起于《高隆诸葛氏宗谱》等等。

  2.宗谱资源对地方志事业的特殊价值

  宗谱中常说的一句话是: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地方之有志。史、志、谱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完整体系,三者各有特点,又互相兼容,互补短长。地方志处于中间环节,上以国史为参照和审核,下从宗谱和图书档案、报章杂志、民间口碑中吸纳精华。而就古代资料而论,哪一种都不能有家谱那样集中,那样完备。家谱的完备表现在:(1)覆盖的完全性。宗谱是记载家族繁衍的历史,一个姓氏几个宗族若干宗支,都有自己的宗谱。这个网络几乎覆盖着一市一县一地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其他任何载体都无法达到的。(2)内容的广泛性。宗谱内容包括宗族源流、世系、人口、人物、墓葬、诰敕、族产、家规、宗祠、里居、古迹、艺文及族中大事等等,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人物为例,每个家族成员都立有简传,简传的内容包括名、字、号,生卒年、月、日、时,居址、功名、仕宦、配偶、子女、业绩等等。所以,一部宗谱,就是一个家族全体成员的档案馆。(3)世代承传性。50年代前,各姓氏都规定宗谱20年左右编修一次,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宗谱内容的世代延续。当然,单有这个规定是不够的,若遇逃荒、兵燹、火灾等灾祸,谁又能保证宗谱不被毁坏?我县各姓氏大多数宗谱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除收藏者精心保管,如每年翻晒一次,以防止霉变和虫蛀外,更重要的是族人中普遍的保护意识。荒乱年间,许多族人为保护宗谱不受损失,宁肯舍弃家财,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中华姓氏通书》开宗明义道:“一个中国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漂泊多远,编入宗谱,列入门墙,祭先祭祖,托庇于列祖列宗的福荫之下,总是他最大的心愿。”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植根于每个家族成员的生命中、血液里,宗谱便有了打不跨、烧不绝的世代承传的最可靠保证。

  虽然宗谱记载家族历史、保存地方文化如此完备,然而限于族人的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原因,其使用率却一直很低,其中不少收藏者甚至看不懂宗谱,除清明节翻翻祖先坟图、老者离世看看年庚八字,长年被尘封着,因而这座宝库仿佛就是专门为地方志工作者预备的,开发这座宝库对地方志事业具有特殊的价值。

  二

  对地方志来说,宗谱资源具有其他地方文献的不可替代性。虽然如此,无论旧志、新志对其开发和利用,均未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1. 旧志对宗谱资源开发的局限

  局限之一是编修时间。旧时编修县志,机构、人员都是临时的,县志修成,即予解散。若说宗谱开发,充其量也只是修志期间的事。旧志大体20年一修,单从时间上说,其利用与空置比仅为二十分之一。那末,修志期间的利用率又如何呢?以笔者所在县的几部旧县志为例:明万历五年(1577)《缙云县志》“因部院司府屡檄下,责成损益其辞”,于是“补编缀遗,分类析义,繁芜删之,缺略增之,逾岁而书成”;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缙云县志》凡8卷8册“阅八月告竣”;道光二十九年(1849)《缙云县志》凡18卷,计10册,“阅十月而志成”;光绪二年(1876)《缙云县志》撰成亦仅一载有余。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成一部有百科全书之称的县志,须知那时没有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可查,交通上全凭双腿,几个热心志事人士就只能看看“先哲之撰著,公牍之册籍,祠庙桥梁之碑碣”,以及采访“嘉言懿行于耆老,孝义节列于乡党”了。至于宗谱,当然也是翻阅的,只是不能遍翻,而是有重点地选择大姓巨宗而已。即使大姓巨宗也不能遍翻,而是有重点地选择仕宦人家而已。结果必然导致对大姓巨宗记载的过分集中。其中不少人物材料基本上是照抄宗谱,而对普通姓氏材料的采用便减少了。旧志因此对大事、要事记载的遗落是不少的。比如,自清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二年(1863)间,太平军数次经过缙云,与清军民团发生大小数十战,而县志记载却只有寥寥200余字,真可谓字字如珠。又如全县100多个姓氏祖先的迁徙情况、少数民族畲族情况,均无一字提及。而以上材料,有关宗谱中都有较详尽的记载。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笔者完全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编修者所愿意多花笔墨的,只是苦于没有时间翻阅宗谱、缺乏资料而已。

  局限之二是统治者的偏见。志书为官书,编修者必须按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比如,我县《胡村胡氏宗谱》载“胡振清父子殉义录”,记本县秀才胡振清等人在清代道光年间为民请命,“谒县令,乞废田赋浮苛,罢奸胥以谢邑人”。全县士子科场罢考,府县联手镇压,知县去职,省廷震怒,最后斗争失败。此事不可谓不大,而县志却未露一丝消息。倘若翻过此谱,决不可能视而不见。之所以不载者,是不愿将真相公诸于众,传之后世,而编修者只能勉从其命。我在《历史真实是地方志的永久追求》(《浙江方志》1999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说过,所谓县志,亦即志一县之大事、要事,主修者怀有偏见,也就失去了客观、公正的标准,视大为小,本末倒置,弃宝为废,宗谱开发和利用的本来意义也就失去一大半了。有此两个局限,宗谱资源开发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旧时所修的县志,大多内容单薄,大事、要事漏记者有之,语焉不详者有之,许多内容只能开列一个条目,以下用连篇累牍的诗文凑数,也就不足为怪了。

  2. 新志对宗谱资源开发的不足

  本届市县志编修,始于80年代初期,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极“左”流毒尚未完全消除,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浓重地笼罩着。自50年代以来,宗谱一直被视为封建遗毒,“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烧宗谱的情景至今尚历历在目,所以便是今天,谈谱色变者仍不乏其人。于是不少人自设樊篱,不敢涉足其中,对宗谱资源的开发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从编修者自身方面寻找原因。而从收藏者方面来看,则是不敢将宗谱轻易示人。旧时,“宗谱不得外传、外借”是作为家规写得明白的,倘若违犯,将受到严厉责罚。今天的收藏者对这种责罚是无须担忧了,但却又担着政治运动的风险。须知,保留至今的宗谱都是历经“文化大革命”等多种劫难的,收藏者岂敢宣示外人?所以方志人要借阅宗谱异常困难。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我专门乘车到达收藏者家中时,收藏者一口咬定绝无此谱。我拿出证据后,依然没有半点松动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便以行政手段相“威吓”,总算勉强应允。只见他抖抖簌簌捧出一只小木箱,内藏《金氏宗谱》四册。他先让我看第一册,看完交还后,再让看第二册。如此调换,直至看完。说起来我们头上还同着一个字,虽然并非同宗,却也是500年前同一家呢!新志对宗谱资源开发的不足,主要原因就在于编修者、收藏者皆心有余悸,巨大的资源宝库仅开启一角,便胆战心惊地连忙盖上了。

  新志对宗谱资源开发的不足还表现在“对号入座”,也就是说,编修者都是事先有个框架,按此框架,再从宗谱中寻找填充材料,这情形颇像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先行”。“主题先行”不从生活实际出发,大量有用的材料因不入套而被废弃是可想而知的。就我所知,本届市县志编修,运用宗谱材料,大多局限于居民迁徙、古代人物两个部分,而对家族兴衰、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即使古代人物,也基本上着眼于军政界,对“小人物”却很少顾及。其原因不在于不要“小人物”,而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宗谱资源开发不够,对“小人物”的动人事迹发现不了。例如《马氏宗谱》记寡妇丁氏不顾世俗偏见,上山下田,挣得比丈夫在世时更大的家业;又如《张氏宗谱》记清雍正年间张志贵被充军到陕西汉中,靠做豆腐发家致富,后回家报答娘亲。这些“小人物”的业绩虽称不上显赫,然其精神可佩,意义深远,只因搜求无遍而遗落,殊为可惜。

  新志编写,各地都建立了常设机构,人员大体上比较稳定,在编修时间上,大多经历了三五年,相对于旧志,已经是宽裕了。但若按实际需要,对宗谱资源的开发,时间仍然是不够的。以笔者所在县来说,目前所知各姓氏宗谱总计在200部1000册以上,按照分工,编写组一班人是不可能一骨脑儿钻到宗谱堆里去的,至多不过一二人,而面对如此巨大的资料库,这么一点时间,也仅够走马观花而已。

  由于新志对宗谱资源开发的不足,缺憾就不可避免了。笔者不想在此具体地说个一二三四,只是从整体上看,新志古代部分内容不够充实,纵向断线、横缺项目之处不少,就是明显的表现之一。

  三

  以上均为《缙云姓氏志》编纂之前的思考。那末,姓氏志书该如何编写呢?它的内容该如何选择、确定和安排呢?

  姓氏志书的资料主要来自宗谱,但却不是全部。宗谱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宗谱之外的资料也是大量的,这就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取舍,既然是姓氏志,各姓氏的源流必定是志书的主体。至于此外的内容,可因编修者的意图各有侧重。对于《缙云姓氏志》,笔者是作为县志的外编来编纂的,其意在于补县志有关部分之不足,大凡在各姓氏中称得上大事、要事的,而在县志中因限于结构、篇幅等原因无法入编的,均尽力予以收录。按此,我将各姓氏内容均作源流、人物、丛录三部分安排。如此做法,我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县志也是由我主编的,对县志的长短我最清楚,所以狗尾续貂也好,画蛇添足也罢,均不至有太多的干扰。

  现将三部分情况简述如下:

  1. 关于源流

  《缙云姓氏志》共记述了县内106个姓氏234宗支的迁徙情况。由于各姓氏宗谱对远古祖先大多有追忆成分,在封建社会,血缘更是统治者选择接班人的唯一依据,门第高下也长期作为择偶联姻、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因而宗谱中拉名人作祖先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仿佛芸芸众生,只有植根于官宦人家,方能显出光彩。基于此,《缙云姓氏志》在记述各姓氏时,没有依据宗谱作过多的追溯,而将重点放在迁入缙云前后,着力弄清入迁者、入迁时间、入迁原因、迁出地、迁入地等五要素。考证宗谱记载,缙云县内现居所有姓氏均直接或间接从北方迁入。迁入时间:南北朝2支,唐代11支,五代15支,北宋31支,南宋66支,宋元交际3支,元代18支,明代35支,元明交际6支,明末清初3支,清代43支,时代未明1支。迁徙原因:避兵、荒乱28支,避祸7支,逃税2支,隐居15支,出仕留居18支,经商、打工14支,怡情山水29支,入赘、访友、家庭不睦、从祖遗愿及迷信等24支,原因未明97支。其中所谓隐居、出仕留居者中,多半具有避乱性质;原因未明者中41支迁于乱世。可见避乱是各姓氏迁徙的最主要原因。

  2. 关于人物

  《缙云姓氏志》共载3045人,其中传录和简介311人,与县志人物可称为姐妹篇。但姓氏志较之县志又有几点不同:(1)全志没有统一标准,而按各姓氏实际情况而定,以避免某一姓氏出现空白。(2)传录在世人物,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成绩卓著者不在此限。(3)增加科教人员比重,以改变历来志书偏重官宦和军政界人物的状况。(4)关注普通官员、工作人员,这些人物的业绩也许够不上显赫,但其精神十分感人,倘说入录是对入录者的表彰,即首先表彰的应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因而即使为世俗不容,甚至被庸俗者视为“怪异”之人,兢兢业业工作而被势利者冷眼之人,亦在入录之列。(5)浓墨重彩写百姓,全志传录、简介古今平民百姓60多人,其中有寡妇、遭流放者、个体户主、打工者、土医生、小烈士等等。(6)全志记述人才群体13个、家传12个,着力挖掘人才成长的家庭、家族因素。

  3. 关于丛录

  因为丛录具有自由、灵活的优势,借此可以广捜博罗,旁征侧引,将各姓氏的大事、要事包括其中,多方面、多角度反映姓氏文化。以“家规”为例,姓氏志附录有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民国的、90年代的,从中既可以看到历史的承继性,也可以看到历史的演变轨迹。又如各姓氏的祖先中,不乏声势显赫者,不少历史名人为其宗谱作序,这些序言,不但是某家族的,而且也是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史志有责任予以保留。姓氏志在丛录中附有朱熹、欧阳修等人为廖氏、蒋氏所作谱序。此外,丛录中还有军田记、学田记、文会记、壬戌劫难等内容,这些资料的意义都超出一个家族乃至缙云县的范围。还有,丛录以存疑形式记述了一些宗谱中所载的值得怀疑和商榷之处。为了增加志书的可读性,还选录了一些诗词、楹联和故事传说。这些故事传说除与本姓氏有关外,内中人物、地点、事件的基本精神均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并非完全虚妄的无稽之谈。

  四

  反思《缙云姓氏志》的编写,感受和体会有三:

  1. 方志工作者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回顾姓氏志编纂之初,虽然前面已有萧山、永康等先行者,但事关宗谱这个敏感话题,笔者仍然有所顾虑。而其实,关于宗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从来也没有列入过禁区的。80年代以来编修市县志过程中,有谁能完全避开呢?便是编修宗谱,早在1989年《人民日报》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报道。近年,许多地方编修宗谱形成热潮,其中有的还得到全国人大和省市领导的题词,至于专家学者撰文呼吁宗谱资源的开发就更多了。而许多方志工作者却还是一副颤抖抖的样子,可见极“左”流毒还远未肃清,如此势将裹足不前。所以要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继续解放思想,使方志事业进一步发展。

  2. 地方志事业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不能满足于市县志编写的一支独秀,而应该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在这一点上,省志办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除正在进行的省志编写外,近年相继编写、出版有名镇志、名村志、市场志等等。而市县志坛,自市县志出版后,便顿时冷寂下来了。笔者以为,所谓地方志,亦即站在历史高度,将一市一县一地范围内的大事、要事以志书形式记录下来,这就不是一部市县志所能完成的。除市县志外,人物志、山水志、风物志、著作录、市县志外编等等,都应该成为方志工作者努力拓展的空间,庶几方能无负于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3. 两点建议

  为更好开展宗谱资源开发,笔者建议:

  (1)开展宗谱资源普查,编列宗谱目录。内容包括版本、卷(册)数、收藏者姓名、居址等。这项工作1984年档案局等单位已经进行过,但因当时群众的认识水平所限,漏落是大量的,因而补课很有必要。务必使全县宗谱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一旦需要,能做到有地可寻,有谱可取。这项工作不应大规模进行,因为群众至今仍心存疑虑,而腐败之风又使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采用简单方法,势将使不少人拒绝提供情况。因而以志办人员深入民间查访为宜,通过与知情人促膝谈心,获得信任,然后掌握情况。须知,凡宗谱收藏者均为年长之人,倘若过于张扬,普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2)协助档案馆、图书馆做好宗谱的征集和收藏工作。两馆对这项工作是很重视的,但由于前述原因,各姓氏大多还是愿意藏谱于家。从编史修志的角度来看,藏谱于家和藏谱于馆是一样的,只要为我所用就行。问题在于一般家庭毕竟条件有限,防鼠啃虫蛀尚且难以做到,更别说温度、干湿度等更多的要求了,因而要长期保存是难以办到的。就我县来说,民间藏谱多达200多部,大多为民国期间编纂,仅四五十年时间,虫蛀现象已很普遍,而且大多因受潮而有不同程度的霉变,再过二三十年,其中有许多将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应尽力动员收藏者藏谱于馆,尤其是霉变严重的宗谱。要让收藏者认识到,藏谱于馆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因而也是最能长久的。

                         此文载于《浙江方志》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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