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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丽水第一部志书—《丽水县政治志》 [复制链接]
来源:丽水市史志办   时间: 2010-08-26 (字体: ) 分享到:

  在丽水地方文史界,有一部叙述丽水地方民国历史、名为《丽水县政治志》的地方文献。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书籍。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丽水县尝试编修的第一部志书,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地方志工作部门总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问题。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书籍,书稿及其基础资料填补了地方历史研究特别是民国历史研究的不少空白,在地方文献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并加以明确的一个问题。

  说这本书奇特,首先奇在归类的难处。从内容上看,志书的内容应该包括一个地方全面地情的材料,本书编写组原来的计划也是编写一本全面系统的志书,但编成后的内容却相对狭隘。从形式上看,该书以志为名,但它的体例却和志书的要求不同。书的编者在前言中说:“我们觉得新志应该突破旧志的体例,因为旧志是供统治者参考,新志应该是广大人民的读物。这册资料,不是正式的志书,我们没有拘泥于体例,既分类编排,又按时代先后为序,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叙述了它发生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夹叙夹议,不象历史论文,也不象历史教科书,更不象志书,真是一册 ‘三不象’的东西。”书以“政治”为名,其内容基本局限于单纯政治的范畴;如果不了解全书的编撰过程,会使人觉得该书并不合乎志书包涵一个地方全面地情信息这样一个要求。名实不符,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奇特之处。还有,从使用的角度看,这本书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书的内容,经常被一些搞丽水地方历史研究的老同志所引用,但对其全面了解的人却很少;甚至还有的同志,只直接使用该书的一些依据资料,对书稿内容却言之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对这部书稿情况的了解越来越混乱了,这种现象还真有那么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味。这些奇特问题的产生,与这部书稿的成书过程及其时代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盛世修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规律。《丽水县政治志》的编写时间却正处于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似乎打破了规律。这又是有关这部书的奇特现象之一。如果从《丽水县政治志》初稿形成时间1965年10月这个时间算起,那么我们全国地方志系统所说的新中国首轮修志时间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说法便要大大提前,修志历史研究的内容便可大大丰富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丽水县政府规划编修志书。那时也没有一个地方志这样的机构,于是这项工作落在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身上。在当时,文管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丽水县长王继武兼任文管会主任,副县长、著名民主人士叶元圭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文管会接受任务后随即各方协调,开始塌实有序地开展工作;并牵头从丽水县文教系统抽调了一批有文史专长的骨干,在文管会内设办公室(办公室地址位于天妃宫),具体开展相关工作。关于当初该书编撰委员会及计划纲目方面的情况我们今天已经不甚明了了,可以确定的是叶元圭副县长在该项工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工作计划方面的情况,根据我们了解,当时除了政治志之外,实际上还准备编写文化志、教育志等等。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次全面修志的规划。具体参与资料收集与编撰的同志有:郑凤钧(丽中教师)、黄绍琼(丽水师范教师)、叶英儒(文化馆干部)、金志超(文管会干部)等一批人。

  大约从1961或者1962年间开始,这批文教骨干花费数年时间,收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获得一批珍贵的口述史料。由于人员精干,作风细致、深入,这批资料内容非常丰富。编写组在占据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艰辛劳动,数易其稿,于1965年10月份编写成了书的初稿。这便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丽水县政治志》。《丽水县政治志》大小为16开,字体为手写体,字号大小相当于电脑小5号字,全书200余页,共分五篇:第一篇“建制沿革与政权体制”;第二篇“党派与社团”;第三篇“历史上的重要政治斗争”;第四篇“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第五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另行整理)。书稿内容的范围可从篇目略见一二。本书记载了隋唐至民国时期丽水地区的历史情况。一般志书重点应该是记录当代的内容,《丽水县政治志》编写组的编写计划原也是以当代内容为重点的,“但是由于我们收集不够,手头还缺乏这些资料,所以只好另行整理。”这一“另行”,结果就没有了下文。书稿古代部分内容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自然也不多。因此这本书内容的重点是民国历史。《政治志》成稿的同时或在此以前,文化志、教育志的体例和纲目也作了明确和规划;可以确定,编撰文化志、教育志是编撰组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政治志》刚刚形成初稿,还没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文革开始后,这一项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队伍解散了,书稿没人出版,整部丽水县志其他部分的篇目没人继续编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也胡乱堆在资料室里没有人整理。因此确切地说,《丽水县政治志》还不是一部书,而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书的初稿的一部分。《政治志》或者说计划中的《丽水县志》终于未能逃脱不可能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志书这样一种历史宿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以及这项工作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了。

  文革结束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地方历史研究界逐渐开始在文化的荒漠之上重建丽水的人文历史。以前参与编写《政治志》的老同志以及其他知情者纷纷重新开始研究和吸取这部书稿及其史料的营养,很多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许多史学研究的重要成就。在八十年代一轮修志工作中,《政治志》及其基础资料对《丽水县志》、《丽水地区志》的编修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时代局限,这部书稿的编撰思想及材料取舍都存在很多问题,并且这部书稿只是整个修志计划的一部分;从新时期史学观念的高度审视,这部书稿不再具备出版的意义因而没有于文革之后正式出版。正是由于书的时代局限以及未正式出版这样一些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书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人只是下意识地引用着这部书稿的内容和史料。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篇探讨这本书地位、重要价值的文章。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自觉注意:这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是体现在书稿中。由于年代比较接近,《政治志》编写组收集到的资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民国历史的;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珍贵的史料在书稿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所以,《政治志》的基础资料作为一个整体其史学价值比《政治志》书稿本身更为重要得多。

  因为是初稿,印刷目的仅是供相关人员审阅,所以《政治志》印刷数量很少。目前流行的《政治志》书稿已经基本没有。1979年文管会分为文管会办公室等三家机构,1984年文管会办改为博物馆。目前书稿及其基础资料保存于市博物馆。莲都史志办有一本珍藏,由于时间久远、纸质粗劣,书稿破损严重,一般情况下已不对外提供利用。其余单位及民间收藏情况尚不清楚。因此,做好保护、恢复这一珍贵文献及其基础资料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应引起有关单位及民间持书人士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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