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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冬丽水县农村“四清”运动 [复制链接]
来源:《栝苍史志》第一期   时间: 2010-06-21 (字体: ) 分享到: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3年上月,中共中央发也《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根据《决定》精神和上级党委的指示,丽水县在农村逐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指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特别强调了在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四清”,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整个运动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阶段是组织建设,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社队组织和民兵组织。《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坚强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丽水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确定这场“四清”运动先在水阁公社搞点,然后再全面展开。从1964年11月上日开始,抽调县机关干部6人,其他公社副社长11人,区社会计辅导员21人,加上水阁公社干部8人,共计46人编成试点工作队。县委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毕松耜同志参加搞点,我当时在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也参加了。到12月8日,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又集中各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37人和县机关干部22人到水阁公社搞点。地委派来工作组,形成四级干部集中搞点的气势,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水阁公社有10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有2名工作队员。每个生产大队组织一个工作组。

  工作队员自带铺盖,下到生产大队以后,住在政治上纯洁的贫下中农家中。工作入手就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访问那些被“四不清”干部认为是是“不听领导”、“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的贫下中农,象土地改革工作队一样,钻到破屋、茅草寮里面,促膝谈心,白天跟到田头并肓劳动,边干边谈。然后逐步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召开小型座谈会,说明搞好“四清”的重大意义,教育贫下中农消除怕被打击报复、怕“光响雷不下雨”、光清不兑现等顾虑,对此干部与社员在吃、穿、住、用、劳动、工分、现金分配、实物分配等方面的差距,揭露干部“四不清”问题。同时教育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主动“洗手洗澡”,自觉交代问题,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各生产大队成立“四清”分配小组,在县委工作组指导下,领导本大队整个“四清”和年终收益分配工作。

  各生产大队工作组长隔几天就到公社碰头,向队委汇报工作。每开一次组长碰头会,工作就“加温”一次。当时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清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新剥削、新压迫分子。有一次组长碰头会,地委一位领导同志到会讲话,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增强阶级斗争观点,指也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不清”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还有少数地富友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不搞“四清”就有重新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危险。对“四不清”干部要发动群众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要解决基层组织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过去地主剥削靠田,现在“四不清”干部剥削靠权,有了权就多占工分。(因为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规定:现金分配的社员部分是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分配的社员部分是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所以多占劳动工分就等于多占现金和口粮。)有一位大队工作组长指出:“多占一个工分就是剥削。”这个说法得到工作队全体同志的赞同,而且广为宣传。

  各生产大队发动群众揭露“四不清”问题,矛头自然是对准大队主要干部。公社所在地的水阁大队主要揭露大队长的问题。原来全社的先进大队——旭光大队集中揭露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问题。张村大队也集中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身上。有政治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问题。同时也揭露了一部分生产队长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这些“四不清”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成为新生富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根据各大队揭露:“四不清”干部搞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多占劳动工分,花样有:规定高额固定补贴工分;兼职兼薪;固定补贴以内的工作又记实际误工工分,“吃双皮面食”;开会领工资不交给生产队,又记上误工工分;抬高干部参加做的农活的工分报酬,干轻活,记重活工分;下雨天和农闲季节垄断农活,多得工分;不仅干部在人多占工分,家属干部也多占工分。多占工分后又可以多拿超工奖励。多占工分后可以扩大按劳分粮,按劳分油料、棉花、糖蔗、花生和奖售布票的比例。

  当时认为“四不清”干部在政治上是对贫下中农采取压迫手段,对批评意见采取打击报复,花样有:克扣劳动工分,多派重活、难活、远活,加重农活任务,挑剔农活质量,压低工分报酬;克扣贫下中农的口粮、布票、救济粮;提拔地富友坏分子担任生产队的一些职务,如记工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员,当自己的亲信。

  全公社经济上“四清”结果,共清出现金16848元,粮食12358斤,劳动工分15124分。现金每户平均可多分11.2元。边清边抓兑现。工作组教育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积极退赔,自觉革命,凡是有兑现能力的,一次全部兑清;如果全部兑清有困难的,经过“四清”分配小组同意,分期兑现。如水阁大队清出现金4770元,当年已兑现3850元,占80.7%;粮食清出7118斤,当年已兑现5461斤,占76.7%;劳动工分清出4158分,当年全部兑现。偷漏国家税款1164元,当年全部补缴。

  运动后一阶段,对全公社10个生产大队、56个生产队进行分类排队,开展夺权斗争。第一类,干部基本上做到“四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政治上、生产上都好的,2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0%;13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和23.2%。如垟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问题。第二类,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农民或代表富裕农民利益的干部手中,7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70%;28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0%。第三类,领导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或蜕化变质分子手中,1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0%;15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6.8%。

  对待三类大队、生产队,工作组采取组织措施,发动党员和贫下中农,经过酝酿讨论,进行民主改选。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把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例如水阁大队的大队长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撤消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大队长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当时分析排队,生产队长是严重“四不清”干部,由贫农蜕化变质成新生富农;会计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出纳员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官;粮食保管员是严重自私自利的富裕中农。经过社员讨论,都撤换了。

  当时清查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后,还追查上面的“根”。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被说成是蜕化变质分子的“保护伞”。他们都在运动中作了检讨。接着还进一步追查到县委一个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根据各大队揭露,经济上多占生产队东西的有县机关干部7人,公社干部4人,区社部门干部4人。他们都分别作了退赔兑现。

  水阁试点工作到12月20日是一段落。12月23日公社召开全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总结前段工作,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树立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思想,选举出席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

  各区社党委书记在水阁搞点结束后,马上回到各自区社,仿照水阁的做法,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县委负责同志集中精力,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办公室通过发简报的形式,及时反映面上运动的动态,刊登“四不清”的典型材料,对面上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丽阳公社抓了天宁寺大队的大队长的“四不清”问题,列举了八条罪行,又抓了海潮大队会计的问题,社员反映他吃得爽,穿得爽,住得爽,用得爽,嬉得爽,称他是“相公”,认为他爽的经济来源是贪污公款,多占工分,投机倒把三个方面。联城公社重点抓了花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问题,列了十大罪状。这段时间里,多数基层干部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196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县委将“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发到农村每一个党支部和生产大队,在室内张贴。目的是使干部社员都了解中央指示精神,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县委于1965年2月6日到16日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其中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316人。会议认真学习中央“二十三条”,吃透精神,武装干部思想,以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农村形势,总结前段工作。县委书记梁如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中间普遍进行交心谈心,划清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自觉地“洗手洗澡”,放下思想包袱,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到会同志认为中央“二十三条”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鼓舞和支持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教育广大干部、安定人心、使少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高潮的有力武器。会议肯定了前段“四清”工作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发动与锻炼了贫下中农,树立了当家作主思想;教育了干部,把一部分干部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了回来;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初步煞住了破坏山林、分光用光不为集体积累、迷信、赌博等歪风,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推动了冬季生产。同时检查了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缺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法,政策界线不清,甚至在一部分地方违反了党的政策,把缺点和工作中的问题无限上纲;工作方法上简单粗糙,挫伤了一部分干部的积极性。有的同志检查:政策规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实际做起来都是打击了一大片,表示要深刻吸取教训。雅溪区的一位同志说: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现在少数干部确实有新的剥削,但不能把我们干部队伍看成漆黑一片,来个无情打击。中央“二十三条”真是“及时雨”、“定心丸”。

  会议结束时对到会的771名区社干部和生产大队干部进行分析排队:对中央“二十三条”精神领会较深、思想包袱已经放下,工作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的,占总人数的60.6%;思想包袱基本放下,但对工作还有一定畏难情绪的,占总人数的29.7%;本身问题较多、或性质严重、思想包袱尚未放下的,占总人数的9.7%。其中有30名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存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不想再干了。这些第二、第三类干部的问题,等待大会以后进一步解决。

  会议最后阶段是部署和研究1965年生产、工作任务,把贯彻中央“二十三条”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当前的生产中去。

  全县干部大会以后,以区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每个生产队有二名贫下中农代表、一名生产队长,每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参加。会议深入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检查前段“四清”工作,清除“四清”运动的某些消极影响,调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两方面的积极性,为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央“二十三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导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作者系莲都区离休干部、原丽水市(县级)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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